158年之前，英法等西方列强凭借武力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威逼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《天津条约》，带给国人无限的愤懑与遗憾。

一、山雨欲来

大清咸丰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853年，注定是个多事之秋，已经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不仅占据了大清的江南半壁，洪秀全又派悍将林凤祥、李开芳率兵北伐。两万太平军精锐于当年10月13日抵张登镇，距保定仅30公里，29日占领天津西南静海县，前锋距天津城仅5公里。太平军长驱直隶，大清举国震动。咸丰帝一面下令京师戒严，一面调兵遣将，围剿这股长毛。惠亲王绵愉、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、都统胜保等纷纷领兵出战，翼卫京师。

图注: 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图

正当清军与太平军激战正酣之际，英国人与法国人又向清廷提出了“修约要求”，妄图扩大侵略权益，在尚未得到清廷回复的情况下，分别借口“亚罗号事件”与“马神甫事件”而出兵广州，在东南沿海再次狠狠地捅了清政府一刀。咸丰帝爱新觉罗·奕■虽然愤怒，但是也不希望事态扩大，于是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设法与夷人和解，但是又感于西洋人惯于出尔反尔，于是密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会同直隶提督张殿元、天津镇总兵达年等人在大沽口炮台整军备战，严防洋人从海上袭击京师。

二、暗修战备

大沽口虽然在明代便有设防，但是军事力量十分有限，原有的炮台年久失修，火炮也多为小型岸防炮，射程有限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，英军的舰队曾开抵大沽口外，给清朝统治者以极大的震慑，当时清政府下令直隶总督纳尔经阿重修炮台，调拨火炮，训练士卒，使得大沽口的防御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。

但此时的大沽口炮台对于清政府来说，如同一束救命稻草，并非单纯的一座海防要塞那么简单。因为自从太平天国攻克南京之后，原本江浙地区从南京运往北京的漕粮已经改从上海出发，经海路运输至大沽，再经大沽运送至天津，以缓解京师民众对粮食的需求。此外，大沽口一带分布有大量的浅滩，适合晒盐，是传统的北方海盐产区，而天津又是北方最重要的食盐销售中心，盐税的收入对于当时财政状况已经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来说，无疑是异常重要的。且北伐太平军的前锋已经逼近天津卫，对直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而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夷人屡次要求从大沽口进京面见皇帝，更使得咸丰帝不悦：1854年，英、法、美三国外交使臣北上天津，要求“修约”，咸丰帝令长芦盐政文谦、天津总兵双瑞严加防备。1857年，俄国使臣普提雅廷试图从大沽口、天津一线进京，也遭到咸丰帝阻止。基于以上几方面原因，咸丰帝下令在大沽口置重兵，严布防的战略考量，显然是正确的。

1857年长芦盐政乌勒洪阿向咸丰帝密奏：“经臣会同督、提、镇等人整修战备之后，大沽要塞设有炮台4座，两岸大小炮位142尊，试放坚利。两营兵丁1400余名，扼要处所，分处炮位，以防夷船驶入，布置均已周密。”此外直隶总督谭廷襄还从景州调拨500多人的黑龙江马队，驻扎在天津，作为大沽口的机动援兵。

三、各怀鬼胎

英法等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胜利后，在中国获得了大量的侵略权益，可惜他们认为清政府开放的通商口岸太少，英法的商业贸易额增幅过慢，希望“修改和约”，以进一步在华倾销商品，掠夺原料。1854年4月，英国驻广州领事保灵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“修约”，外交照会内容大意如下：“本公使恭奉谕旨，抵中土之后，应及提论，首及本闰七月初六日为万年和约（《南京条约》）议定及12年期满第八条所载，凡有新施予及各国者，英人亦一体同邀，自可援法兰西、美利坚二国条款，向贵国却要，以前所定和约，重新商订。”两广总督叶名琛因为反对英使进入广州，且咸丰帝反对给予洋人更多特权，于是以“拖”字应付，致使双方的会晤不欢而散。当年6月英国公使保灵、美国公使买连至上海交涉修约，江苏官员劝其南下。9月，英法美三国公使来在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，再次要求修约。吉尔杭阿上奏咸丰帝“可否派钦差大臣会同叶名琛，共同应对”，但遭到反感洋人的咸丰帝训斥。10月，三国公使来到天津海口，见到直隶总督，共同控诉了叶名琛，同时提出各自的修约要求，其中英国18条，美国11条，法国公使因为军舰故障未能前往天津城，暂未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，但是咸丰帝深感丧权辱国，仅同意其中的3条，其余全部拒绝，致使双方的修约谈判完全破裂，至此洋人决定以大炮来教训长辫子的清国人，用鲜血来迫使中国皇帝屈服。

但是西方列强各怀鬼胎，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。英国人力主通过炮口教训清朝皇帝，攫取更多权益，为在华商业利益服务，因而出动的舰队规模非常庞大。而法国人则认为不能同清政府完全决裂，且英国人在华势力过大的话，对法国非常不利，因而决定浑水摸鱼，只派出少量的军舰，尾随英军行动。美国人因为在华军事力量弱小，且本土与中国远隔重洋，于是决定搭英、法二国的顺风车，见机行事。但是军事斗争是复杂的，制定进军路线，调集军舰，训练海军陆战队，准备弹药、粮食、饮用水和药品，都需要大量的时间，于是战争一直推迟到了两年后。

1856年5月，美国公使帕克照会叶名琛，“宣称《望厦条约》12年期满，请清廷早派大臣，许以便宜从事之权，在北京商办修约事宜”。而与此同时，英国公使保灵、法国代办古斯，也照会叶名琛，援引最惠国条款，要求修约。但是叶名琛得到了一条错误的小道消息“俄国在克里米亚会战之中，击败了英法联军，英法损失惨重，无力再战”，于是再次以拖延应对，可是这此却引来麻烦了。

四、君臣相左

英法联军炮轰广州，叶名琛以“不战、不和、不降”的三不政策应对，结果惨被俘获，广州陷落。而清政府由于消息传输落后，直到1858年1月27日，咸丰帝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。当年的3月21日，获悉英、法、美三国公使率领舰队前往天津之后，下令大沽要塞“不动声色、严密防范”。至4月13日—20日，汇集到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已达四五十艘，士兵共计五千多人，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也已经全部到达大沽口外。

咸丰帝也暗中调兵遣将：除了天津镇原有守军之外，另调直隶总督标下五百人，直隶提督标下五百人，河间兵五百人，京师劲旅两千人，乡勇一千人入援。这些人通归直隶总督谭廷襄节制。谭廷襄对大沽要塞的具体防务布置如下：天津镇总兵达年、副将德魁率兵千人守卫大沽南岸炮台；直隶提督张殿元率兵一千守卫大沽北岸炮台；副都统福勒敦态率京师火器营驻守距北岸炮台6里地的余家堡；侍郎国瑞率京营马队守卫距南岸炮台约20里的新城以南；本地乡绅带领乡勇千人守卫南岸西草头沽。大沽口防御体系的核心依然是要塞中南岸、北岸、左翼、右翼的四座炮台。

图注: 咸丰皇帝像

可直到此时，咸丰帝还未下定决心与洋人开战，因为咸丰帝认为当务之急乃是平定发匪，收复南京，对洋人则暂且忍耐，如果可以与洋人和解，那么就可以集中全力来攻打太平军。所以咸丰帝为负责交涉的直隶总督谭廷襄制订了详细的外交方略：对俄国表示友好，对美国设法羁縻，对法国进行劝解，对英国进行孤立，以达到分化瓦解四国联盟。但是英、法两国使者以谭廷襄不是全权大臣为由，拒不与其相见。谭廷襄请俄、美两国公使代为说情，俄、美两国却趁机提出了本国的要求，其中俄国要求在西北获得中国的一些土地，美国则要求公使常驻北京，同时中国与西方各国签订的片面最惠国待遇，美方要求利益均沾，而这些都是咸丰帝所不能答应的。同时因为大沽要塞此时的驻军已达八千多人，谭廷襄希望以武力教训这些贪婪无礼的西洋鬼子们，于是密奏清廷“现在海河两岸枪炮罗列，兵勇八九千人，分别布置，声威较壮。”

面对谭廷襄流露出的不惜一战的倾向，咸丰帝向其提出了警告：“该督切不可因兵勇足恃，先启兵端，天津故不难制胜，设其窜扰他处，恐非天津可比。”但是咸丰帝这种既不允许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，又不许清军士兵主动出击的模糊旨意，确实令谭廷襄非常为难。于是谭廷襄决定向外国人示以兵威，以图洋人知难而退，5月17日，谭廷襄传谕“各营守军，一律出队，直至炮台，旗帜鲜明，务求整肃”，清军企图以强盛的军容，将英法联军吓回去，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。

五、一败涂地

可是不论是咸丰帝，还是直隶总督谭廷襄都过高地估计了清军的战斗力，而命令各营守军旗帜鲜明地布阵于炮台的做法，更是提前暴露了清军的阵地分布和兵力配置。当时分布在大沽口外的英法联军舰队共计有26艘，其中英军15艘，法军11艘，英军旗舰为“加尔各答号”二等风帆战列舰，舰上水手720名，配炮84门，此外还有一艘三等风帆炮舰“煽动号”，载员270人，配炮40门；法军旗舰为“复仇者号”三等快速风帆炮舰，配炮50门，此外还有同型姊妹舰“果敢号”，联军的其余军舰皆为轻型的蒸汽炮舰或浅水炮艇，行动迅速，可在内河作战。军事科技的领先，使得英法联军面对着清军过时的四座炮台防御体系，完全没有丝毫的进攻压力。

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，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了“最后通牒”，要求清军在上午10时之前撤防，并交出大沽口炮台。谭廷襄对此不予理会，在会同提督张殿元、总兵达年会商之后，决心与英法联军进行决战。10时刚过，英法联军立即对大沽口发动了猛烈进攻。英军炮艇纳姆螺号和法军炮艇龙骑兵号、雪崩号发炮轰击清军南岸炮台；英军炮艇鸬鹚号和法军炮艇散弹号、火箭号一起攻击清军北岸炮台；几乎与此同时，英军派出海军陆战队，在蒸汽炮艇坚固号、负鼠号、鸨号、弗姆号、斯莱尼号的掩护下，开进大沽口内，准备登陆作战。而清军广大将士也在谭廷襄的指挥下，发炮回击。实事求是地讲，清军将士舍生忘死，作战极为勇猛，清军炮台上的士兵被击中后，立马有人替换，直至大炮被击毁或全队战死，才停止发炮还击，其中有一座炮位，先后有29名士兵战死。但由于双方火炮铸造技术、火药技术、射击运算技术的差距，清军逐渐处于下风，谭廷襄在战后回忆道“我方万斤巨炮轰击敌船板，仅止一二孔，尚未沉溺，而北炮台三合土顶被轰塌，南炮台炮基塌卸小半，炮墙无不碎裂。我之大炮不及彼之劲捷，且对方炮舰船舱两面皆可发炮轰击，我们却不能躲避”。

激战至中午11时左右，北岸炮台指挥官游击沙春元阵亡，提督张殿元放弃阵地，撤退；南岸炮台坚守的时间长一点，但到了中午12时，清军回击的炮声也停止了。此役，清军阵亡291人，受伤170余人，伤重不治13人，阵亡将领包括天津右营游击沙春元、署理游击都司陈毅、候补千总常荣魁、经制外委赵国璧、外委石振冈、正黄旗护军校班金布、正蓝旗护军校增锦、正白旗汉军骁骑校蔡昌年、千总恩荣等。英法联军的伤亡情况为英军阵亡5人，受伤17人，法军阵亡10人左右，40余人受伤，10余人失踪。对比双方的战损情况，可以说清军在拼死抗争之后，一败涂地。清军统帅谭廷襄见大势已去，于是率领残部退守天津。

六、城下之盟

大沽战败，清军死伤惨重，士卒离散，将无战心，领兵大臣在洋人猛烈的炮火下已经吓破了胆，谭廷襄在给咸丰帝的密奏中说道：“夷炮迅捷，受伤太多，不能立足，兵勇溃散。兵即不能立足，勇即相率溃散，臣等督战，力斩二人，仍然难以阻止颓势。”5月26日，英法联军兵临天津城下，扬言再不签订和约，就要架炮攻城。

清军的败绩，使得咸丰帝只能根据英法联军的要求，派出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，许以“便宜从事”之权，前往天津，与洋人议和。临行前，军机处议定桂、花二人可在减免洋人商税、增加通商口岸之外，可以酌情考虑赔偿英法部分军费，但是不能答应外国公使进驻京师这一丧权辱国的条款。

由桂良主持的天津谈判，焦点很快转移到“外国公使进驻北京”这一焦点上来了，桂良面对英法联军的武力恫吓，有意让步，提出了：一、长江通商口岸的增加，需要等到平定太平军起义之后再行办理；二、军费的赔偿，由两广总督、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办理；三、外国公使进京，缓期办理。可是咸丰皇帝一口拒绝。桂良无法，被迫请求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从中周旋，而俄国趁机开出有利于自己的条件：七口通商、中俄会同办理中俄案件、片面最惠国待遇、俄国军舰可以驶入通商口岸等不平等条款，6月13日清政府授权桂良与普提雅廷签订了《中俄天津条约》，俄国首先获利。6月18日，桂良又同美国公使立威廉签订了《中美天津条约》，条约中不包含公使进驻北京、长江通商、传教士内地游历等内容，但对于双方的通商规则、领事裁判权等内容，则作出了明确的让步。清政府希望对俄、美两国和约的签订，可以利用俄、美两国向英法联军施压，以求得英法联军撤出天津，可是背地里俄美两国的公使却不停地为英法联军出谋划策，帮助英法向清政府施压。

图注: 《天津条约》签订（绘画）

6月27日，英法威逼桂良签订和约，否则立即开战，桂良向咸丰皇帝上书“天时如此，人事如此，全局如此，只好姑为应允，催其速退兵船，以安人心”，然后不待应允，就同英法两国公使分别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。7月3日，咸丰帝收到中英、中法条约的抄本，不及细看，均用朱笔批上“依议”二字，宣示各国，照此办理。《中英天津条约》共有56条，《中法天津条约》共有42条，《中美天津条约》共有30条，《中俄天津条约》共有12条，综合四国条约，其主要内容为：1.外国公使进驻北京，觐见大清皇帝时使用西方礼节。2.增开牛庄（后改营口）、淡水、登州（后改烟台）、台湾府、潮州（后改汕头）、镇江、南京、琼州等处为通商口岸。3.外国人凭各国领事馆颁发的执照可在中国内地游历、经商、传教。4.修改海关税则，减免外国商人的税款。5.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，法国白银200万两。6.承认领事裁判权、片面最惠国待遇、协定关税等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