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史官为何被皇帝杀头也要秉笔直书？胜利者篡改历史能得逞吗？

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。张政烺先生曾说，“中国古代很早就设立史官记录国之大事及国君的私人生活，态度认真不苟，树立起一种端正的学风，也传下许多书籍。”如果有人认为，“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”，胜利者可以谎言欺世，则是一种误解。

古代专职史官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所说，“古之王者世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，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”例如，“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。”具体记言、记事的过程，《史记•廉颇蔺相如列传》提供了具体描述：

秦王使使者告赵王，欲与王为好，会于西河外渑池。赵王畏秦，欲毋行。廉颇、蔺相如计，曰：“王不行，示赵弱且怯也。”赵王遂行。相如从。廉颇送至境，与王诀曰：“王行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，还，不过三十日。三十日不还，则请立太子为王，以绝秦望。”王许之。遂与秦王会渑池。 秦王饮酒酣，曰：“寡人窃闻赵王好音，请奏瑟。”赵王鼓瑟。秦御史前，书曰：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与赵王会饮，令赵王鼓瑟。”蔺相如前曰：“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，请奏盆缻秦王，以相娱乐。”秦王怒，不许。于是相如前进缻，因跪请秦王。秦王不肯击缻。相如曰：“五步之内，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！”左右欲刃相如，相如张目叱之，左右皆靡。于是秦王不怿，为一击缻。相如顾召赵御史，书曰：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为赵王击缻。”秦之群臣曰：“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。”蔺相如亦曰：“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。”秦王竟酒，终不能加胜于赵。赵亦盛设兵以待秦，秦不敢动。

司马迁像

这段文字中，秦、赵两国御史，就是记事的史官。这种史官记事，既及时又可靠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辛甲、董狐、齐家太史、以及司马谈、司马迁所流传下来的史官传统，迄今仍然是历史学者的典范。而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所提倡的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也仍是历史学者们的梦想。

据西汉刘向记载，辛甲原是殷纣王的臣子，曾劝谏纣王75次，都不被采纳，遂离商去周，受到周朝的欢迎和重用，而后被封于山西长子。

董狐是春秋晋国太史，晋灵公不遵守做国君的规则，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。他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，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。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，他就把厨师杀了，放在筐里，让官女们用头顶 着经过朝廷。大臣赵盾和士季看见露出的死人手，便询问厨师被 杀的原因，并为晋灵公的无道而忧虑。赵盾多次劝谏，晋灵公感到他很讨厌，三次想杀赵盾未遂。九月二十六日，赵穿在桃园杀掉了晋灵公。此时，赵盾正在逃亡途中，还没有走出国境的山界，听到灵公被杀，赵盾便回来了。董狐以“赵盾弑其君”记载此事，并宣示于朝臣，以示笔伐。赵盾说：“不是这样。”董狐说：“你身为正卿，逃亡而没有出国境，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，不是你杀了国君又是谁呢？”赵盾说：“啊！《诗》中 说：‘我心里怀念祖国，反而给自己留下忧伤。’这话大概说的是我吧。”孔子称赞说：“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，记事的原则是直书而不隐讳。 赵盾是古代的好大夫，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蒙受了弑君的恶名。 可惜啊，如果他出了国境，就会避免弑君之名了。”

显然，董狐是以当时的价值观，他的秉笔直书为后世史家竖立了典范。当然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赵盾有包庇赵穿的嫌疑。但是，晋灵公毕竟为赵穿所杀，并非赵盾所为。董狐的做法实际是有罪推定，除非他能证明赵穿是受到赵盾的指使——当然，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。

陕西韩城司马迁祠

除了董狐之外，齐国太史兄弟三人秉笔直书，不惜牺牲生命真实记录历史的做法更让人敬佩。春秋时期，齐国大臣崔杼弑杀了齐庄公。《左传•襄公二十五年》：

大（太）史书曰：「崔杼弑其君。」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而死者，二人。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大史尽死，执简以往。闻既书矣，乃还。

为了真实记录历史，齐家太史一家兄弟三人前赴后继，拼死也不违逆事实。这种以生命求真，捍卫职业尊严、守护职业伦理的行为，可谓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。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，受到宫刑后奋力写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，此举成就了他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历史学家的崇高地位。

董狐、齐家太史兄弟等人为何勇于真实记录历史，不怕被权贵杀头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《生死秦始皇》一书中解开了谜底。在中国古代，史官必须通天文历象，这一专业要求，使得能够史官的人很少，像齐家太史、司马迁都有家传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长受教育于汉王朝的文、景时代，据司马迁说，司马谈的学问有三个方面，其一是“学天官于唐都”。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，所谓学天官，就是学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学。其二是“受《易》于杨河”。杨河是汉初有名传《易》者之一。《易》是讲阴阳吉凶的，这和天文星象都有关系。其三是“习道论干黄子”。辛德勇认为，司马迁所说的“天人之际”，“就是上天对人事活动的控制作用。这种天人关系，在中国古代，首先体现为以‘天时’对农业生产活动的制约，而在这一方面，早期的太史就充当着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角色。”

正因为于此，这些早期的职业史官具有某种超越于寻常世俗人士之上的社会身份。辛德勇认为，除了社会道德的因素之外，这些职业史官“还有一种对于上天的敬畏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更为恐怖的畏惧——因为若是违逆事实，曲笔书事，必定要遭受天谴神责，而这种惩罚的严酷程度是甚于世间一切暴虐君主的。”

雍正皇帝瞎换篡改历史

但是，君主们总是担心遭到历史的清算，有些皇帝开始干预史官的历史书写。例如，李世民在宣武门之变中，杀死自己的兄弟，逼迫父亲李渊让位。他打破皇帝不看史官撰写历史的旧例，提出要看这段记录。为此，史官重写了这一部分的内容。清朝皇帝更是改史成风，雍正、乾隆、嘉庆皇帝等等，都会监督史官写史并且要篡改但是，很多大范围内发生或影响巨大的事情，总会有人留下真实的记录。因此，他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篡改欺骗后人。

在现代社会，由于科学精神的深入人心，很多人不相信超越世俗的存在，历史学者也丧失了对上天的敬畏，甚至放弃了求真的态度。某些依靠暴力获得权力的小团体公然伪造历史，愚弄世人。但是，总有一些优秀的学者，秉持自己的良知书写真实可信的历史。在时间的长河里，伪造的历史终究会被揭穿，一旦人们或者真相，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言就会瞬间破产。1940年发生的“卡廷惨案”，在50年后也终于被确认。在某些国家，统治者可以利用暴力机器，在一段时间阻止民众谈及自身的滔天罪行。但正如林肯所说，“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,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,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。”